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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4-04-01 浏览次数: 作者:

 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研究

 

安徽华冶律师事务所 周正东

 

[内容提要]刑罚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进化,刑罚的方法也由十分严酷转变得比较缓和,其中监禁刑在近代以来成为各国刑罚体系的中心,对罪犯实行监狱改造,使其从归社会而不致再违法犯罪成为监狱行刑的主旨,但是监狱行刑以将罪犯监禁而隔离于正常社会的手段,去完成罪犯再社会化的任务,势必形成矛盾。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在西方兴起了行刑社会化思想,尽可能把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矫正,使其尽可能接近自由社会,利用社会资源改造罪犯,以利于罪犯回归社会。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国际趋向,本文试结合刑法学、社会学等的有关知识对行刑社会化思想的内涵、作用、问题、方法等进行分析

 

[关键词]罪犯  监狱  矫正  处遇 行刑  社会化

 

行刑是刑法得以充分运用的重要环节,刑罚效益的最大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刑工作的质量。但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重视对罪犯行为的研究,关于罪犯犯罪构成、量刑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已是十分成熟,而对刑事执行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对监狱行刑问题的研究就更少了。在行刑问题研究上的落后局面,必然会影响我国刑法学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高。同国外相比,目前我国行刑社会化程度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监狱行刑中的孤立、封闭的倾向严重,目前为止没有典型的开放式监狱建成。假释、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等社区刑罚的使用率也极低,同时在执行上也是困难重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刑罚执行工作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分析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寻求和创造出有效的对策和方案,克服目前监狱行刑过于封闭的弊端,实现罪犯改造过程的社会化,从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增强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发挥刑罚运作的最佳效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行刑社会化指引之下,推进监狱行刑改革已成大势所趋。多数学者都认为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部分,监狱行刑社会化主要是限制监禁刑的适用,通过扩大社区矫治来实现,从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增强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社会的能力。


一、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概念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

1、监狱
  
本文所指的监狱是指国家依照法律设置的刑罚执行机关,是执行自由刑的场所,是关押已决犯的场所,是高度戒严的羁押场所,有严密的警戒措施和较为现代化的监控手段,对在押人员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教育和劳动改造。

2、行刑

行刑是刑罚执行的简称,是指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实现刑罚目的的刑事司法活动。刑罚执行在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刑罚执行,是指对人民法院判决的各种主刑和附加刑的执行。狭义的刑罚执行,也就是监狱行刑,仅指监狱对自由刑和死缓的执行。本文所指的行刑主要是指监狱行刑。

3、罪犯

广义上的罪犯,是指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罪并判处刑罚的自然人,包括被判处各种主刑及附加刑的各类犯罪人员。狭义上的罪犯,仅指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包括死缓、无期徒刑犯和有期徒刑犯。本文所指的罪犯,主要是指后者,因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员,在我国都有获得减刑并重返社会的机会,所以应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员一样在本文所指的罪犯范围之列。
    4
、处遇
   
罪犯处遇,从狭义上讲,是指监狱为使罪犯早日重返社会,防止他们重新犯罪而采取的各种处理、对待措施的总和。从广义上说,也指罪犯的一般地位或待遇,包括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处理罪犯,一般把现代罪犯处遇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称为监禁处遇,是指将罪犯关押于监狱内进行改造的处遇形式;另一种称为社区处遇,是指将罪犯置于社区环境中进行改造的处遇形式。本文所指的罪犯处遇主要是狭义上的罪犯处遇。
    5
、社会化
   
社会化这一概念,涉及社会及个体两方面,从社会视角看,社会化即社会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体视角看,社会化即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这其中包括政治、道德的社会化,也有语言、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简而言之,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个体既要与其他成员互动,融入到社会中还要充分保留自己的个体特征,个性与共性同时存在,这,可以称之为和谐。而本文所指的社会化则主要是监狱行刑的社会化即监狱对人的再社会化。
  
(二)监狱行刑社会化的概念
   
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实现罪犯再社会化,提高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能力的必经之路。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刑罚学、刑事政策学、监狱学等刑事法学科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但对于什么是监狱行刑社会化,目前并未完全达成共识,笔者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
马克昌教授主编的《刑罚通论》一书认为,“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原则,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一切社会因素,合理救助改造罪犯分子并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i]陈明华教授主编的《刑法学》一书认为,行刑社会化含义是:“刑罚的执行应当充分地依靠和利用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帮助教育,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促使罪犯早日重返社会。”[ii]。上述两位教授的观点是将监狱行刑社会化主要理解为依靠和利用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和改造,笔者认为社会参与是监狱社会化的主导力量,监狱行刑社会化不只简单意味着社会的参与,更不能将教育改造的职责简单推向社会。
    2
陈兴良教授认为,所谓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不再把监狱看作是单纯的国家机关,仅仅具有国家附属物的性质,而是视为一种社会事业,是解决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场所。监狱应由过去的全封闭改为半开放甚至开放式的现代化监狱,为犯罪人刑满以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iii]监狱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社会技能和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iv]。这种观点将监狱的行刑模式的改革与社会力量的参与统一于监狱社会化进程中。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的观点是: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狱封闭行刑的弊端,使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将监狱职能进行重新整理和组合,充分利用和引进社会人力、技术、资金等优势,并模拟社会化情景对罪犯进行改造的过程。即监狱对罪犯的行刑不仅要鼓励一切社会积极力量最大限度的参与矫正事业,而且要努力放宽监狱自身与社会隔离的界限,使监狱内在的环境与自由社会接近,使罪犯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避免服刑罪犯监狱化而难以复归自由社会,将其再犯罪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从而提高监狱行刑质量和效率,增强罪犯刑满释放后适应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稳定。

 

二、监狱行刑社会化的优点

刑事司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主要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4个环节,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前3个环节用极大的力量进行,然后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似乎就结束了,往往忽视了如何执行。
  
实际上送犯罪人进监狱并不是改造犯罪人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还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犯罪人人身权利受到损害,惩罚成本增大等一系列问题。
  
刑事司法改革,特别行刑社会化就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决方法。笔者以为行刑社会化有以下一些优点:
 
(一)行刑社会化直接的好处就是节省了监禁犯罪人的成本
  
监禁的犯人越多,国家要投入的成本就越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巨大的监禁成本真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通过行刑社会化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减少在押人数。

(二)有利于有效地改造犯罪人,提高行刑的效果

行刑的社会化可以起到监禁刑不可能做到的优点。因为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对于会被剥夺自由的犯罪人来说,自由是他们非常珍惜的东西。为了保证现有的有限制的自由不被剥夺,犯罪人就一定会积极改造,矫正恶习,争取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另外,行刑社会化也可以控制监狱内交叉感染,避免一些罪行较轻只是一时失足或无意犯罪的罪犯在监狱里进一步学坏。
 
(三)社会化的行刑还有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
   
监禁刑的最大缺陷就是使罪犯生活在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罪犯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监禁之后,其人格就会被监狱化,
所谓“监狱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描述监狱使人异化的概念。按他的解释,监狱化是指罪犯对监狱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三是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由于罪犯监狱化的过程主要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过程,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是一种反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化的过程[v]特别是对于那些刑期较长的长期犯来说,监狱化的特征更为明显。这些人刑满释放以后,从完全失去自由到获得完全自由,从完全封闭的环境到完全开放的社会中,这种强烈的反差会在刑满释放人员心理上造成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时如果没有恰当的调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很可能使以前的改造成果功亏一篑,使他们重蹈覆辙。行刑社会化就为罪犯在监狱和社会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渡地带,它是处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半自由状态。在社会服刑期间,罪犯一方面必须遵守一些规定,完成应尽的义务,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可以使罪犯不脱离社会或逐渐适应已经陌生的社会,有助于其在刑期结束后顺利回归社会。
 
(四)行刑社会化还可以降低犯罪率
  
社会化的行刑没有将犯罪人从社会中隔离开来,他们不存在执行后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和家庭经济困难的问题,这就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重新犯罪。社会化的行刑虽然也会对犯罪人有一定惩罚性,但是,由于犯罪人没有经受监禁机构中的恶劣条件,他们不会由于执行刑罚而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不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为报复社会而重新犯罪。由此可见,社会化的行刑会大大降低重新犯罪率。


三、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行刑社会化的优点是明显的,但我国行刑社会化还存

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问题需要改进:

()短期自由刑问题

自由刑中占多数的有期自由刑,根据剥夺受刑人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长期自由刑和短期自由刑。我国的短期自由刑界定为3年以下自由刑(具体包括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根据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占全部的56.54%,在这样高的适用率下,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也是突显。从外国来看,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 [vi]同时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也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vii]。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短期自由刑都存在着弊端,笔者以为,第一,短期自由刑由于时间过短,对犯罪人的威慑力较弱,同时那么短时间内想要教育罪犯,使之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并不那么容易,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对罪犯执行刑罚的真正目的。第二,适用短期自由刑的人大多为初犯或轻微犯罪人,对他们一旦被关押收监,他们会将自己与严重犯罪的罪犯进行比较,认为自己无药可救,丧失了自尊心,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的实现。第三,给罪犯家庭造成不利影响,可能会造成家庭破裂,子女受歧视,从而使罪犯对一切失去信心,出狱后难以回归社会。第四,笔者以为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在犯罪高发期,罪犯过多会导致监狱无法容纳,兴建新的监狱在资金、选址上难以解决,往往造成混杂关押,罪犯间发生交叉感染,相互交流犯罪经验和技术,强化犯罪意识,致使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有更大的几率成为惯犯、累犯。

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极力倡导监外劳动。他们认为,监外劳动可以使罪犯吸取更多的新鲜空气,有更大的活动天地,心情开朗,避免监内劳动造成的心神抑郁沉闷之弊。监外劳动可以为罪犯在监内生活和监外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过渡地带,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不致回归社会后无所适从[viii]。美国学者巴特勒斯曾指出:(监狱行刑对罪犯)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以使罪犯恢复与社会、家庭的联系[ix]。而事实上,行刑社会化正是人们在重新审视刑罚与行刑效率之后产生的全新的刑罚思想,行刑社会化更符合刑罚与行刑的发展规律。

(二)传统监狱行刑的弊端

现阶段我国的监狱大多为全封闭、远离城镇的偏僻机构,在这一环境下,某些基本的人性需要受到压制。对罪犯自由的剥夺必然导致其异性关系的剥夺,长期异性关系的剥夺,会导致很多犯人高度的性压抑痛苦。其次,“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x],的确,监狱中的制度化生活使犯罪之人出狱后,要求他做一个模范市民,是不可能的,他得像一个新生儿那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慢慢长大,但谁去引导他?如果没有比常人更好的方式去引导,后果就可能是重新犯罪,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得不重视的。由此可见传统的监狱行刑不能对罪犯进行实质上的改造,需要更进一步的创新和改革,这也是我国刑罚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此笔者以为对犯人实行社会化的行刑,可以使其在被改造时就可接触到社会,不会被社会所淘汰,当出狱重返社会时能更快更好的适应社会。

(三)社区矫正等方法有待发展

社区矫正是指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将其带入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而言的一种行刑社会化措施,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不仅可以避免监狱矫正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而且更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所起的预防重新犯罪的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中国几千年的重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刑事受害人同态复仇的观念,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刑事案件中,如若犯罪嫌疑人仅被判罚社区劳动或者在家服刑而不是投进监狱,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大都会义愤填膺,大举上访闹事或请求媒体为他们讨个公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量刑自主权必定会受到限制。另外,在实际操作中,会涉及到司法、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与机构,执行主体的多样性容易导致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踢皮球”等扯皮现象也会随之出现,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又容易导致腐败和专断。因此,如何平衡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再者,实施社区矫正需要具备一定数量的矫正场所、监管人员,如果我国普遍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符合这一刑罚条件的罪犯人数将会非常惊人,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差异巨大,无法保证每一个地区都具备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即便具有足够的条件,社区居民是否能够接纳对某些轻微犯罪的成年人在社区服刑也是一个难题。所以,笔者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或是《刑事执行法》将是我国刑事执行得以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践中,笔者也建议应当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并辅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从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入手,抓好这一种新型的行刑方式。

 

四、我国实行行刑社会化可以采取的方法

结合我国行刑社会化存在的障碍,笔者认为可以提出一些方法以供借鉴,以更好的克服障碍,早日实现我国的行刑社会化。

(一)缓刑与管制刑应得到充分运用

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间内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犯罪分子遵守一定条件,一定期限以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犯罪分子违反一定条件,原判刑罚仍须执行。缓刑理论最早产生于英国,但现代意义上的缓刑制度是开始于美国的实践[xi]。缓刑变得越来越重要。丹麦于1965年对2200名罪犯判处缓刑,1972年则判处约4200人缓刑,而同期仅判处约4300人入狱[xii]。缓刑自诞生以来,受到普遍的欢迎,缓刑成为国家惩罚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保持着比较高的适用率。虽然有人对缓刑提出非议,但多数人对缓刑持有肯定态度,对缓刑制度的未来充满信心,如美国学者克莱门斯.巴特勒斯认为,缓刑是对付犯罪的明智政策,是刑事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预防犯罪工作中,能够而且将继续担负重任[xiii]

由此可见,缓刑是促进罪犯再社会化的一条重要且有效的途径。首先,适用缓刑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把缓刑人员放在社会上,让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就可以调动广大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犯进行监督、教育改造。其次,适用缓刑有利于维持家庭、社会的稳定,杜绝罪犯被“监狱化”的可能,降低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现代法学界普遍认为,理性化的刑罚观既反对刑罚的泛化和没差别的严刑竣罚,也不认为刑罚越少越轻就越好,而认为只是要既能保证实现刑罚保护功能,又能保障罪犯人权的,无论是比较苛厉的刑罚甚至死刑,还是比较轻缓的刑罚甚至是自由刑替代措施,都是合理的和必要的[xiv]。在我国,缓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一直很低,说明缓刑的惩罚强度虽然不强烈,但却能有力促进受刑人弃恶向善,不再犯罪。

作为《刑法》中唯一限制自由刑的刑种,管制曾在中国建立之初得到广泛的应用。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管制刑种不但得到保留,而且较大幅度地扩大了适用地范围和对象。“然而根据某学者曾在上海市两个基层人民法院调查中得知,其在修订《刑法》实施5年中,几乎没有适用过一次管制刑”[xv]。究其原因,其一:侦查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经过拘留、逮捕程序,将犯罪嫌疑人已经关押了数月,再判管制刑已没有实际意义,不如判处拘役或短期徒刑适用缓刑比较顺理成章;其二,认为判处管制,难以执行,无人管理。那么管制刑真的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限制自由刑是替代短期自由刑的有效方法。前面已经分析过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如果多运用管制刑,对轻刑犯不予关押,笔者以为其一混杂关押的负面效应是可以大大减少,防止罪犯在监狱中互相传播犯罪经验,以免出狱后对社会造成隐患,其二,多适用管制刑可以使罪犯更多的接触到家人,在家人的劝说和诱导下,降低罪犯的罪恶感,觉得自己还有药可救,更好的重新做人,其三,犯人多接触社会也可以使其在出狱后能顺其自然的适应社会。因此,笔者以为对犯人多适用管制刑是非常必要的。

(二)建议推行开放式处遇制度,对不同罪犯实行不同处遇

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通过大量适用假释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xvi]。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当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然而,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因为,假释固然具有行刑社会化的意义,但仅仅靠假释是不能完成行刑社会化的。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在肯定假释、缓刑、管制等已有的具有行刑社会化性质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推行开放式处遇级别制度:即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

开放式处遇是相对封闭式处遇而言的,它的特征是打破传统监狱的高墙,将拘束力大幅度降低,增大对服刑人员的信任,它在促进监狱行刑社会化方面的优点有:第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再社会化的矛盾第二,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有利于提高监狱行刑的经济水平。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监狱的产品多为普通产品,且产品质量一般,而产品价格高、销路不畅、致使监狱企业内部出现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部分罪犯在监内无活可干,不仅增加了监狱对罪犯的管理难度,而且大大增加监狱在罪犯方面的支出-因为监狱要养活他们而大量支出,实行开放式处遇,为罪犯在社会中寻求劳动岗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方法,例如:在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自由工资雇佣制”为典型形式,即监狱允许罪犯白天在狱外工作,接受社会企业雇佣,晚间必须返回监狱报到的制度[xvii],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在德国,行刑社会化主要包括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就业”,和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走廊”。在这两种情况下,罪犯通过接受私人企业雇佣参加劳动。此外,还有被称为“狱外放风”和“狱外散步”的形式[xviii],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第三,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不仅可以解决监狱现实的经济问题,为监狱提供劳动岗位,而且可以给监狱带来较可观的直接经济利益,何乐而不为。

(三)进行监狱行刑改革,为监狱赋予社会化属性

行刑社会化与监狱行刑密不可分,在监狱服刑的过程是罪犯犯罪后至回归社会之间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能否顺利回归社会,释放后在社会中能否遵守法律不再违法犯罪,能否养活自己和家人,这些罪犯在狱中可以不考虑,但是国家立法、司法部门应当作出妥善的安排。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小额盗窃、诈骗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这其中有些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是因生活所迫,也可能是一时头脑不清醒,也许因为盗窃了一只价值2000元的手机就可能在铁窗中度过一年的时间,而出狱后因为自己有前科找工作到处碰壁,假如得不到社会的关爱,他们更可能的是继续作案,使自己的人生陷入犯罪-被抓-判刑-释放-再犯罪的恶性循环,给社会和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对监狱的行刑方式进行改革,是一条降低犯罪率,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捷径。现今罪犯劳动项目多为简单手工制作,属于低劳动附加值高劳动强度的工作,这种工作即使做的再久,日后对释放人员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它不能成为一技之长。因此笔者认为监狱应当模拟监狱外社会劳动,让服刑人员根据自己所长,竞争上岗,为大家服务的同时能够赚取一些报酬,让罪犯保留那么一点点个性,留待日后能够积极地回归到社会中。

(四)借鉴德国采用和解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方法

德国采用和解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方法值得我国学习。当今德国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进入和解与赔偿程序,而且许多和解程序由社会教育学家或社会工作者主持进行。被害人和解的主要优点在于:首先,通过行为人直接亲自面对被害人,聆听被害人的观点和要求,可以使行为人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罪责,从而产生有效的特别预防效果;其次,在刑事程序鼓励行为人自愿对被害人赔偿,可使被害人不必经过代价较高的民事诉讼程序而实现自己的权利[xix],可见,打破以往的常规,运用和解的方式去处理刑事案件,是我国刑事改革可以尝试的,在实现一定刑罚目的的同时还能让被害人受益,优点是不言而喻的,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运用和解方式处理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矛盾,也是“和谐”想要提倡的,不过化解被害人对犯罪之人的仇恨是有一定的艰难性,这对我国的司法部门的办案处事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司法部门与社会教育学家或社会工作者的合作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因为社会教育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能更好的处理社会、人际关系,加之司法部门的努力,笔者相信可以化解受害人与犯人之间的矛盾。

 

五、结语

当代刑罚改革的总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行刑社会化作为我国行刑改革的重中之重,对罪犯复归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对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制度规定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还处于初步阶段,为此笔者认为《监狱法》、《刑法》迫切需要以行刑社会化为导向进行修订,使监狱革新教育、矫正罪犯的方法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虽然我国在行刑社会化这一问题上起步较晚,理论基础较为薄弱,但却有国外较为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有国内密切联系的部门关系、社区力量可以利用,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为此要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实践积极探索,并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                                        



1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4

2参见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

3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适用总论论》(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

4参见张苏军主编:《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4

 

5参见王平主编:《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谢瑞智主编:《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年(增订版),第217-218页

7参见张甘妹著:《刑事政策》,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275页

8参见何鹏等编:《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7

9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主编:《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

10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主编:《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

  11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主编:《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

12参见甘雨沛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

13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主编:《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29

14参见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

15】参见徐逸仁:《刑罚发展的趋向与管制刑的运用》,载《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11月版第652

16】参见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5

17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

18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

19】参见冯卫国著:《德国刑事执行改革—以行刑社会化为导向的探索》,载于江苏监狱网(www.jsjy.gov.cn)理论园地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陈明华:《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论》(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 张苏军:《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   平: 《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谢瑞智:《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

7. 张甘妹:《刑事政策》,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

8.   鹏:《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 (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1.甘雨沛:《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梁根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徐逸仁:《刑罚发展的趋向与管制刑的运用》,载《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11月版

14.武延平:《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潘华仿:《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6.冯卫国:《德国刑事执行改革——以行刑社会化为导向的探索》,载于江苏监狱网理论园地